「科創」已成當今熱門議題，香港學者紛紛將目光投向鄰近的廣東省大科學裝置。事實上，十多年前香港曾獲優先使用上海光源的良機，當時本地院校代表團已親赴上海考察，最終卻「無人響應」。隨團學者、現任港大協理副校長、化學系講座教授、葉志成－范港喜基金教授（生物無機化學） 孫紅哲教授如此回憶。

孫紅哲教授（圖片來源：香港大學）

「數年前，張翔校長與我們探討如何推動具影響力的重大研究，並分析港大發展瓶頸，結論是需要大科學裝置。這類設施對物理、化學、生物、醫藥及材料等領域的科研至關重要。」孫教授以上海為例：「上海能成為醫藥生物科技中心，關鍵在於先進光源建成後，吸引眾多製藥企業周邊聚集。」

香港錯失的良機不少，此次尤為遺憾 — 上海曾主動伸出橄欖枝。2003 至 2004 年上海光源動工之際，包括港大在內的院校代表團到訪，滬方提議：「若香港各校協調政府投資兩千萬，可將部分設施命名『香港站』，屆時港方用戶享有申請優先權，甚至可與他方交換使用權。」然而，「最終無人願意推動。」

當時香港卻步，是否因質疑上海技術水平？孫教授否定此說：「中國新一代大科學裝置具後發優勢。例如東莞散裂中子源已達國際同等水準，北京懷柔在建的同步輻射裝置更領先全球。相較歐美早年建設的設施，中國版本往往更先進。」

2010 年 12 月 23 日，港大訪問上海光源（圖片來源：受訪者）

上海光源於 2009 年落成，英國亦在倫敦、牛津、劍橋三角地帶興建光源設施，顯著提升研究效率。「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等崛起，部分歸因於校園毗鄰大科學裝置。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倚仗勞倫斯實驗室，其物理、化學與材料學成果豐碩，便是明證。」

制度突破：勿把「科學樣品」統一當成「危險品」

儘管香港現仍可使用上海光源，但十年光陰的虛度，其優先權已不復存在。更關鍵的是，即便使用國內自建光源，香港仍面臨獨特制度障礙。

「攜帶實驗樣本赴上海時，海關基於安全考量嚴格查驗，標註『sample』的樣品根本無法通關。特區政府應與內地協商建立科研樣本綠色通道，避免將科學材料視同毒品或危險品。」孫教授直言。

即便東莞散裂中子源落成後，類似問題仍難避免。「樣本送檢仍遭嚴密審查，因對方無法辨識內容物與研究機構性質，動輒滯留數日。某種程度上，這未體現『一國』便利，反將香港視同境外。」相較之下，「若在深圳，驅車即可直達裝置所在地，毫無阻滯。」

東莞散裂中子源（圖片來源：新華社）

孫教授此說實質指向跨境科研「四流」（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壁壘。他主張參照「橫琴—澳門大學」模式，於河套香港園區實施特殊流動政策：「可推行雙聘教授制度，讓學者兼職大科學裝置與香港院校。畢竟機構不會全天候使用裝置，但需用時必須確保人員即時調配。」

灣區大科學裝置的香港角色

隨着國際地緣政治日趨複雜，孫教授預期科研限制將持續增加，此時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價值更顯關鍵。「以河套為試驗田打造國際科創特區，吸引全球頂尖人才，方能開闢新發展路徑。全社會須認知到，香港亟需突破傳統框架尋找新定位。」

他舉醫療領域為例警示：若制度僵化未解，未來港人或將反向選擇港大（深圳）醫院就醫。「東莞產製的放射性藥物，可在一小時內送抵深圳，屆時華南乃至東南亞病患都將匯聚於此。」反觀香港，既有瑪麗醫院及香港大學的一期臨床研究中心等頂尖機構，理應藉此優勢借力發展尖端醫療，「北都區與河套投入鉅資，除基礎研究外，更需直接轉化為惠及民生與經濟的成果。」

談及具體案例，孫教授透露近期發達國家放射性藥物的成功令內地同行「極度震撼」，東莞有意合作。依托大科學裝置的成果每年可以產生上百億收入。先不以其經濟考慮，「若能延長患者一年壽命，對病患而言已是莫大福音。」孫教授認為，這類突破正突顯依托大科學裝置進行科研的實際價值。

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關鍵缺失

科學探索具崇高價值，但推動科研整體發展，終須立足現實應用。孫紅哲教授憶述，張翔校長始終強調科研成果須創造國際影響力。孫教授亦很欣賞中大校長盧煜明教授的無創產前診斷技術，其臍帶血遊離 DNA 分析精準地轉化為臨床檢測方案，真正改寫了全球產檢標準。

此案例直指香港科研生態的結構性困境：上游基礎研究與下游產業應用存在斷層。「學界慣於追求論文指標，卻疏於構建技術轉化機制。當研究止步於學術期刊，便難以形成經濟效益與社會價值間的良性循環。」孫教授直言。

香港的科研在這一個問題上不只吃了一次虧。以微生物學做例子，香港大學因為 2003 年的沙士（非典）和幾年前的新冠疫情，有了實際的經驗，使得香港在這個領域「全球都覺得你一定是最頂尖的，但是疫情一下來，我們的香港疫苗還是沒有做出來。」孫教授苦笑道：「其實我們當初跟內地的藥企談過合作。香港就是沒有業界能夠跟我們一起來研發，這個就失去了機會。本來，要是能狠狠地砸進去幾個億，集中關注科研進展，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臨床做完的，那麼有可能當時全世界都在打香港研發的疫苗了。」

可以想像香港疫苗…（圖片來源：Viacheslav Lopatin/ shutterstock）

實際上，港大團隊獲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但進一步的落地轉化還是受到阻力，「發表的時候，歐美的雜誌都不希望你第一個發出來，因為這個有龐大的（疫苗）利潤在後面。後來沒辦法，他們團隊跟廈門大學合作，成果獲批准生產，但都基本上接近疫情尾聲了。」

孫紅哲教授記得，那一款疫苗研發還入選 2020 年京港中心的十大創科新聞：「十大創科新聞對社會來說，是很重要的，我跟徐海山總裁還建議，你們應該很正式的辦，發個證書，甚至要相關的大學、或者從社會捐款，給那些入選的研究人員發一點點獎金。總之就是要把香港社會各界對本地科研的關注度、把落地轉化的潛在力量都動員和貫通起來。」他說中銀科創獎就十分好，是香港本地第一個面向年輕科學家、也同時兼顧科研成果轉化的獎勵，「這個本應是特區政府做的。」

「國之重器」「大科學裝置」這類宏觀敘事，是否令地狹人稠的香港心生隔閡，甚至萌生「難以企及」之感？孫紅哲教授直言：「以香港的人口規模與教育水平，完全有望對標瑞士與以色列。瑞士同樣資源匱乏，卻在精密儀器、高端化工等領域獨步全球。」他特別舉例：瑞士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理查德．恩斯特（Richard Robert Ernst）（核磁共振光譜技術）與庫爾特．維特里希（Kurt Wüthrich）（基於核磁共振的結構生物學），其基礎研究「意外」重塑產業版圖。「這兩項突破不僅催生原創科學，更直接孵化了精密儀器產業鏈 — 企業環繞大學布局，科學家提供前沿成果，專利迅速轉化為高端儀器，經反覆驗證迭代後，單台售價達數百萬美元級的高端精密設備行銷全球。後續維護、零部件供應等需求，更帶動電子元器件等下游產業協同發展。」

孫教授勾勒出理想循環：大科學裝置吸引頂尖學者，學者產出推動技術轉化，經濟效益反哺裝置升級。但他警示，香港要破解「雞與蛋」的系統性困境，也就是應當同步推動產學研鏈條各個環節的發展，若僅聚焦短期可見效的環節，忽視基礎設施與長效機制的「隱形投資」，頂尖人才就不容易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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