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衣帶水的內地與香港交往頻繁,但過去,兩地一直偶有人以語言作為戲謔甚或文化論爭的武器,比如上世紀港劇稱內地移民「阿燦」、「撈鬆」(老兄),語言與族群文化之間的張力一直存在。不過與一般印象不同,這種張力的質心不獨存在於粵普之間,也在於本地不同方言間。實際上,這是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地與外地語言/方言間的普遍現象。

演員廖偉雄在《網中人》中飾演「阿燦」(程燦)(TVB 劇照截圖)
隨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遺」的定義愈加清晰,近年世界各地對本地語言與族群文化進一步加以重視與系統保育,更多人認識到語言之間並非對立關係,而應以第一、第二語言,共學並存的方式予以傳承。香港本土語言保育協會創會會長、語言學學者劉鎮發教授接受本刊訪問,以過來人身份分享本地語言非遺的動態傳承經驗。
語言就是文化的遺傳密碼
「我在中大(香港中文大學)畢業時,只懂兩文三語:客家話廣東話英語。」
曾在柏林自由大學獲得生物及遺傳學博士學位的劉教授,最初一心想做基因研究,「我在元朗橫台山的小農村長大,對花草樹木蛇蟲鼠蟻都好有興趣,如果讀生物學就可以欣賞大自然了」,但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他開始覺得語言也一樣多姿多彩:「中大的老師籍貫很多,有山西的、陝西的、還有我現在也猜不準的,應該是福建省或台灣省的老師,他發不出來 f 音……」

劉鎮發教授(左)及京港學術交流中心經理黃冠麟先生(右)
「日本人韓國人想入中國做生意,想學中文,但到不了大陸去學,當年中大新亞書院就專門教這些外國人學習普通話。他們學了,但沒人對練,於是那些日本人碰到我們這些中大生,常常就拉着我們問,『你懂普通話不?』」
這段期間,在生物實驗室之外他對語言學的興趣在悄然萌芽。他自學日語並旁聽了德語課程,那時發現,日耳曼語族的諸語都有相似的詞彙,而印歐語系語言之間的距離又遠一點,「房子的英語德語都是 house,西班牙語是 casa,兩者還有點相似,k(c)對應 h,而馬來語 rumah 就完全不同了」;他又發現日語的許多發音,可以從客家話和粵語中找到對應關係…… 語言之間的親緣,使他開始思考語言作為文化基因的深層意義 — 如果說 DNA 是生命的密碼,那麼語言就是文化的遺傳密碼。
1980 年他在中大學士畢業後繼續深造,於 1983 年獲獎學金負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生物及遺傳學博士,然後轉攻語言學。促使劉教授從基因科學轉向語言學的,是他從德國留學歸來後的一次回鄉經歷,「是一種語言層面的『兒童相見不相識』。」走在熟悉的客家村落中,小學年紀的孩子們卻已經無人能說客家母語了,而改說了粵語。這是一次觸及自身的巨大文化震撼,他感覺到本地語言流失速度遠超想像,「有什麼理由一個地方說了幾百年的語言,我離開十年之後就沒有孩子懂得?」

元朗橫台山客家村落今貌(圖片來源:客家大學堂)

荔枝窝客家村落(圖片來源:香港地方誌)
據歷次香港人口普查,客家話使用人口比例由 1961 年的 4.9% 持續下跌至 1991 年的 1.6%、2001 年的 1.3%、2011 年的 0.9%,及至 2021 年的 0.6%。通過訪問村民,劉教授發現這種語言斷層主要是因為在香港全面城市化進程中,不論學校、媒體、還是職場都沒有客家話的應用場域,作為香港的一個重要族群的主流方言,它失去了社會功能性。查找香港移民史,香港絕大多數人為外來人口,其中客家人移居香港較遲,主要居於新界,他們多數原居於深圳和惠州一帶。赴港的老一輩客家人因自己說方言而被嘲笑,就覺得如果教孩子說客家話、甚至影響到他們有客家口音,也會有損他們的前程。再者,隨着不同方言族群的互通婚嫁,客家話自然被進一步淡化,當前已經要依賴隔代傳承了,「比如一個二十三歲、能說一口流利而純正客家話的香港人,是由家中老人照看長大的」,隔代傳承勢必稀少,且難以為繼。
正本清源:香港的「真」本土語言之一
劉教授於 2000 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漢語語言學博士,後於 2002 年赴廈門大學任教,並開始從事系統地比較研究各種漢語方言的工作。
香港本土語言的單一化,劉教授認為始作俑者是英治當局於 1899 年「抗英六日戰爭」後開始實施的管治手段,其後果是「修改香港本地人的文化基因」。客家人是香港原居民中的重要一份子,而「六日戰爭」中的新界原居民,成為了英治政府的眼中釘,據劉教授分析,英國人依靠香港來與廣州通商,所以強推粵語正好培養本地買辦,同時打擊這些新界原居民。
「現在的石崗軍營以前駐有好多英軍坦克,會開去沙頭角演習,走的是現在的粉嶺公路,民用車要駛在一邊讓給坦克,一旦撞死了,不只牛羊狗豬、連人都沒有賠償的。我有一個老師據說就是這樣死的,我小學的時候大人說,聽到坦克聲就要立即跳着滾下田地上去,寧願泡一身泥。」說起這段歷史,劉教授表示原居民和英軍的仇怨長期持續。這些掌故通過客家老人留傳下來,但也隨着人口老化、城鄉遷移、青年社會化等綜合現象而陸續失傳。

石崗軍營沿粉嶺公路往沙頭角方向
方言受到「粵語主流化」沖擊,甚至同屬粵語的、以新界鄧氏為代表、存在了近千年的圍頭話也不例外。劉教授表示可惜:「圍頭話『死得慘烈過』客家話,因為他們背負了多一條『原罪』,就是被看成『口音不純正的廣東話』,所以說圍頭話的人在粵語主流化的壓力下更快被洗刷。」
粵語主流化造成的思維定勢,亦不利於本地非遺語言的傳承及學術研究。「有一種本地『學說』是,粵語是『正統』中古漢語,」劉教授以深受漢語中古音影響的日語舉例回應:「但是,新幹線(しんかんせん)羅馬標音是 Shinkansen,普通話漢語拼音是 xinganxian,客家話是 sinkonsien,元音(韻母)都差不多,粵語卻是 sangonsin,粵語元音都外向推移(vowel shift)了一級,怎會一樣呢?」(按:本段略去音調/音高標記,本文客家話和粵語標音系統亦有別,但不影響理解)
傳承問題:當下的活態和正統性的平衡
語言和方言本身就是非遺的載體,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亦是非遺申報和保護實踐的重要部份。要進行香港客家話、圍頭話的非遺活態傳承,劉教授認為要先釐清香港客家話、圍頭話本質和內涵,及與其他地區的客家話的異同。

劉教授舉例說:「香港『找』粵語叫『揾』(wen2),客家叫「尋」(qim2),但香港的客家人已經不這樣說了,都用『揾』字,這樣的話,香港客家人聽得明白,惠州老客家可能就不懂了。若到了梅州、台灣省,那邊更不知你在說什麼」。除了粵語的植入因素,劉教授亦以全球學術視角觀之:「很多曾經大面積流行過的語言,都正在碎片化」,比如英語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早就形成了不同國家的口音和詞彙,而這個過程仍在持續中,「我在新西蘭就發覺當地的英語混合了毛利語詞彙。」
因此,語言傳承有在地化的討論,也有另一層次涉及「正統性」的討論。就客家話來說,接受使用「揾」而棄用「尋」,如同平行場域中英語不說「I try to find something」而說「I try to wan something」,約定俗成的香港人能明白,但其他地區的英語使用者就未必認同了,甚至不能將這句話歸類為英語。如果客家話是這樣傳承,就只是傳承了一種「香港客家話」。劉教授說,實際上香港粵語也面臨着這樣的問題,哪怕有遍及珠三角的流行文化覆蓋力,但隨着媒體上的中英夾雜趨勢,內地已漸漸不太明白港式粵語了,「比如在廚房炒菜,沒空看字幕,根本聽不明白。」因此他說,作為一門語言的話要有「最低的要求」。
然而另一個問題是,語言要兼顧其溝通的功能,才算是活的。劉教授以香港曾經的「粵語正音運動」為例,且不論擬音是否正確:讀了幾十年的「埃(ai)及」,忽然變成了「哀(oi)及」,難道去藥房買「山哀」(山埃)?病了要去醫院(jyun2,粵音丸)時,對司機要說去醫院(jyun4,粵音袁),「司機等你昏倒了才知道要去哪」,這種推廣忽略了語言的溝通功能。
劉教授提出了兩個國際上的語言復興例子:一是希伯來語,本來散居各國的猶太人已經不說希伯來語,這門語言是以色列復國運動從「零人口」的基礎上,「一位教授教十個人,十個人又教一百個人」,如此從文獻中復活的;一是新西蘭的毛利語,它有六十年的斷層,但仍存在一些懂說毛利語啲爺爺嫲嫲們,政府邀請他們去教授幼稚園學生,從而成功地保育,「長大了之後就學不回來了。」
在這個意義上,香港仍有活着的客家人,亦有比較正統的客家話研究。他介紹了在網絡上教客家山歌的張國雄教授,「本來他讀牙醫的,二十多歲轉做客家山歌研究者,一直就在香港演藝學院任教。活態傳承是有機會的」。
目前,客家話保育工作者已開發了一些 app,可生成客家話讀音資料庫和進行翻譯。劉教授亦有參與其中。政策方面,他建議可參考盧森堡,讓香港鄉郊或客家社群所在的幼稚園教授客家話,而政府自 2002 年起取消的公務員「方言津貼」也可以重啟。這樣並不會影響「母語」的認同,在同樣實行「三文四語」的瑞士,哪怕當地政策鼓勵從小學習外語,也撼動不了主流的瑞士德語的地位。

保育工作者開發的小程序
世界大同:奇妙的黏合劑
當我們談非遺時,往往談的是器物和文化精神,兩者都能夠有意識地習得。但道地的語言往往只能從小培養。客家文化和客家話的分別是,後者需要真正的「用」的環境,「現在我就帶遊學團去看香港的客家村,內地朋友看到之後歎為觀止,哇,原來香港還有客家祠堂… 但是語言的活態,我覺得好難,譬如沙頭角的村落,硬件活化給人看,是不是語言就同步能活化了?」

雖然如此,劉教授亦很支持舉辦客家旅遊。海峽兩岸和世界各地的客家人,都可以來香港親身感受香港的客家氛圍,他希望能引起政府的重視,「客家話是一種奇妙的黏合劑… 如果我對馬來西亞華人說英文,他當我外國人;如果我說普通話,他當我中國人而不是馬來西亞人;如果我說粵語,當我吉隆坡人,即是朋友而已;如果我說客家話,就當我是親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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