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第一所中醫醫院即將啟用，旨在全面提升中醫藥的服務質素，將中醫藥重新納入公營住院診療體系，加強教學及實證科學研究。香港中醫醫院行政總監、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卞兆祥教授將在訪問中詳談這所醫院的重要意義。

香港中醫醫院模型（來源：rthk）

相較之下，中國內地在 1950 年代便確立了「中西醫結合」的道路。1950 年，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將「團結中西醫」確立為新中國衛生工作三大方針之一。周恩來總理說，中醫「不是那些跳神跳鬼的巫婆和道士，中醫確實治好了一些病，有自己的一套醫藥知識和治病經驗」。1954 年，中央文件進一步表明要團結中西醫，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鼓勵那些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西醫，採取適當的態度同中醫合作，向中醫學習，整理祖國的醫學遺產。

作為標誌性的時間點，北京中醫學院於 1956 年成立。這個歷史座標距離今天正好七十年，反映着內地和香港中醫發展步伐的不同。儘管香港慢一些，但亦因此保留了更多的傳統和多樣性，或可以視為一套具香港特色的中醫模式。

二、英佔時期的香港中醫長期被排除於正規醫療體制之外。官方文件中，中醫師被稱作「herb practitioners」─ 草藥從業員而已。1960 年代仍有中醫師因名片稱「Doctor」而被檢控的案例¹。這一百多年間，他們不能出具任何具法律效力的醫療文件，甚至簽開的病假紙也不被承認。這種情形下，中醫一般只能以私人診所的形式存在，或在藥材舖裡駐診。東華三院集中了比較多的中醫師和資源，但亦無法進入政府醫療體系，甚至長期只提供門診服務。

即便是如此有限的地位，也是香港中醫師們憑實力贏得的。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當時華人普遍不信任西醫，對防疫措施十分抗拒，紛紛假裝沒有病以求逃避檢疫和隔離²，謠言更說西醫會殺害小童，把身體製成藥粉³。在此情況下，中醫擔當了治療的第一線。據記載，三位老中醫師黃螭洲、徐午初、勞子開視死如歸，堅持每日接診鼠疫病人，時人稱揚「香港大鼠疫，中醫當救星」。1895 年政府憲報的統計顯示，東華醫院（東華三院之一，當時未合併）接收的鼠疫患者的死亡率是 76%，比英佔政府的醫院尚低了一個百分點。時任港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委派的調查組表示，東華醫院適應了華人的需求，可補政府醫院之不足，建議港府聘用華人西醫作為該院「掌院」¹。

1894 年鼠疫，當局焚燒患者物品（來源：wikipedia）

有觀點認為，19 世紀末西醫流行病學初興，但在流行病中總結疾病規律的工作本就十分需要因時、因地制宜，故植根了千年的中醫藥難被取代，而且西醫的「法寶」如影像診斷和抗生素當時還未出現，故西醫療效並不比中醫特別好⁴。在此背景下，1896 年東華醫院門診量已達 170,000 人次，而同一時期政府醫院的門診僅約 1,100，這反映了中醫在香港社會得到廣泛認同。1931 年，廣華醫院、東華醫院、東華東院正式合併，統一為今日的「東華三院」，成為中醫服務的重要基地。不過 1930 年代中以後因經濟不景，東華三院經營遭困，港英當局藉資助之機，要求東華三院日後以西醫服務為主。因此自 1937 年起，東華醫院的中醫服務只餘下門診³。

儘管如此，民間中醫仍在香港頑強扎根。1929 年，民國政府發生「余巖（余雲岫）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傳統醫學界嘩然，香港中醫界亦發起活動。同盟會元老尤列等人士，合力籌建了香港中華國醫學會，1931 年該會在南京中央國醫館備案，以聯合內地同業集體維護中醫學的權益和發展。後來該會演變為香港中醫師公會，是長期推動中醫發展的重要組織之一¹。戰後，香港中醫師公會、港九中醫師公會相繼籌辦了中醫藥研究院，各團體亦展開教育活動。雖然中醫仍然未獲得法定地位，卻得以相對自由的發展和傳承。

1980 年代末香港回歸過渡期，《基本法》草案在審議期間一度發生「促進中西醫發展」一語被刪去的事件，引發本地多個中醫藥團體齊心爭取。最終在各界努力下，《基本法》第 138 條得以確立，訂明特區「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 的政策」，是為香港回歸以後中醫藥長足發展的政策基礎。一個里程碑是表列／註冊中醫制度於 1990 年代末確立，多間大學也設立了中醫學院。以此為起點再經過一代人的準備，香港中醫醫院宣告成立。

近年少見的舊式涼茶店（來源：《涼茶舖：香港七十年代的娛樂場所》，香港商報，2020 年 9 月 8 日

在這段香港現代化歷史中，我們很容易觀察到即便香港戰後至回歸初年並未制訂「中西醫結合」或類似政策，中醫卻已有機的和現代醫療結合起來。雖然英佔時代的精英受西方影響甚深（很多本身就是歐美印人），但戰後香港人口和經濟起飛，形成了更重視傳統醫藥的本地知識階層。大部分人哪怕覺得中醫「不科學」亦較少全然否定其有一定療效。個別慢性病、痛症等看中醫，或先看西醫診斷再訪中醫「執藥」，中醫藥界長期呈現百花齊放、現代與傳統平行發展的光景。香港作為一個社會範本，對「中醫現代化」有什麼啟示？在訪問中，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所長、年近九十歲的西醫梁秉中教授，將親述他所經歷、他所參與書寫的香港中醫藥當代史，及當前中醫發展的挑戰。

三、中醫藥面對的挑戰，始終圍繞其科學性。在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主義歷史潮流中，曾提倡廢（中）醫存藥、甚至廢除中醫藥的名人包括了魯迅、梁啟超、陳獨秀等現代中國人文先驅。魯迅寫道，已罹肝癌末期的孫中山先生「不贊成（看中醫），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

所謂「知識之缺如」，大抵指中醫醫理不夠「科學」。就常識而論，人們對中醫的質疑一是其理論體系、藥物、指標（例如脈象）等的標準和嚴謹性欠奉，一是「能否用西醫來解釋」，而更學術化的表述是，中醫醫理能否納入現代生理學、醫學的還原論「因果鏈」中？

到底如何謂之科學、因果，涉及複雜的哲學討論，在此難以展開。公平地說，中醫並非這一問題上的唯一質疑對象，極端的譬喻有如《生活大爆炸》裡的物理學天才謝爾頓，站在還原論的最高點，睥睨基礎物理外的一切學術。然則在湧現理論日益備受重視的今天，現象之間的橫向、整體關聯似乎也可以是一種對事物合理性的解釋。另一方面，工程學或社會科學亦往往不強求以「高階」的公設作為自己的學術原點，不少經驗公式和唯象理論只要求理論本身可以量化和被證偽。正如已故楊振寧院士所說，唯象理論 + 可量化的實驗可視為一種實驗物理學⁵。這一觀念能否用以衡量中醫藥，推動它的現代建設？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院長林志秀教授在訪問中，談及了他關於實證主義中醫學的看法。

對謝爾頓來說，從地理學到火箭工程統統等而下之（來源：網絡截圖）

四、在學術討論以外，香港市民之間早已形成了一種自發的中西醫協調模式。百花齊放的香港中醫藥史，相信仍埋藏着不少滄海遺珠等待探索。雖然 1990 年代末的表列／註冊中醫制度劃下了制度化中醫培養的起跑線，然而也是過去數十年民間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的終點線。

到今天，當年第一批免試註冊中醫、甚或因為不同原因而未克註冊的老醫師的生涯已近尾聲，可謂「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其中的醫學價值亟待搶救。譬如九龍城寨曾經星羅棋布的中醫招牌背後，到底有多少不求聞達、僅求懸壺巷里的驗方亦未可知。中醫的現代化進程，有望把一期一會的技藝化為可學習、可複製的濟世良方。本中心訪問了甘卓錚老醫師。這位在六十多年醫學生涯中歷遍內地「中西醫結合」、香港英佔時代中醫生態、還自創全新中藥方的老西醫，或會為讀者帶來啟發。

五、根據本期的專訪，考諸學術和政策討論，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

與其落入西醫、中醫之爭，不如視之為現代、傳統的互補，而傳統並不盡然是落後的。屠呦呦提取青蒿素而獲 2015 年諾貝爾醫學獎的故事，很好地說明了現代與傳統相協作的醫學潛力。

除了中醫，世界上還有很多重要的傳統醫藥有待發掘和傳承。例如印度亦早在 1970 年代開始制訂阿育吠陀（Ayurveda）現代化的政策。全球南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必然遇到傳統保育的課題，而香港以自身的經驗和國際化脈絡，將有機會作出貢獻，助力國家的「民間外交」開展。這亦可視為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的「中藥港」的延伸。

對因果關係和公理體系的重視和執念，可能是人類科學最重要驅動力，沒有之一。然而，用現代科學探求中醫藥原理的努力不論成功與否，中醫藥的應用也應該並行不悖。如果一套方法具治療效用而且足夠可靠，就不妨視之為醫學。

1陳永光、劉小斌《香港百年中醫發展史略》

2羅婉嫻編著《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

3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

4陳裕達《中醫在香港》，信報，2017 年 4 月 7 日

5楊振寧《美與物理學》（清華大學演講），〈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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